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작성일 : 05-03-01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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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년 중국의 위진남북조사 연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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글쓴이 :
이윤화
 조회 : 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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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
2003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论著颇丰。主要著作有：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林校生《“八王之乱”丛稿》（福建人民出版社），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戴洪才、周瀚光主编《六朝科技》（南京出版社），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文化出版社），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二十辑也在本年出版。下面对研究论文分类择要介绍。
一、政治
政治制度。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仍在继续、张旭华《后赵九品中正制杂考》（《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后赵石勒、石虎统治时期，曾下诏推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对当时其他少数族政权的选举政策以及加速胡汉进一步合流，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胡舒云《“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九品官人法”是一个包括考察品评、选授官职完整过程的选拔人才制度，井对其进步性及贵族化问题进行分析。同一作者的《“九品官人法”名称考辨》（《求是学刊》第2期）则从名称的分析中主张废弃“九品中正制”等异名、别称，以摒弃成见，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对魏晋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有：山口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资料》）依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述方式和内容，考察了都督制的成立、运作情况及地方军支配体制等问题，通过考察指出，魏晋时期的都督制是以将军制度为基础的。黄惠贤《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资料》）对通直散骑侍郎的设置及并中书人散骑的部分情况进行了分析。唐春生《南朝学士考论》（《学术论坛》第6期）一文将南朝名号繁多的学士大致分成两类，一为中央政府所任命，多属临时性差遣，已呈职衔化趋势；另一类是诸王或太子府学士，认为学士主要从事文事活动，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对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则多关注北魏这一时期。薛瑞泽《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北魏政府非常重视县令长的选拔，并阐明了他们的职责，指出县令长受着朝廷和百姓的双重照顾。曹刚华《北魏内外秘书考略》（《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北魏秘书机构有内外之别，并对其职掌、任职者身份、源流及演变进行了分析。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分析了清浊官、流内外官及官吏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考察魏、齐、周。隋流外官分等的基本情况以及各朝对流内外官的政策异同，推测流外官构成情况及阶级来源。徐美莉有两篇文章对北魏的俸禄薪酬制度进行研究：《北魏班禄时间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对班禄中的几个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指出班禄时间应以太和八年比较合理；《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民族研究》第6期）认为北魏前期并未采用中原的俸禄制，而是实行分别适应于不同群体的多种形式并存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秦冬梅《略论北朝遣使制度》（《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考察北朝遣使制度出现的四个方面变化，从而指出这些变化因北朝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并开唐代使职制之先河。高敏《北朝典签制度试探》（《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北朝典签的设置及职掌、地位进行了分析。另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有：吴海燕、冯殿羽《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什伍”之制的沿袭及实施背景，并对其实施情况与特征做了相应分析；薛菁《论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以时代特征为背景分析法律制度的特点，指出当时是中国法律制度由秦汉早期初创阶段向隋唐成熟完备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士族、士人及其他集团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各种集团的研究依然比较活跃，其中士族大姓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以下将与此相关的文章集中按时段加以介绍。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第5期）指出汉移民中通晓汉文化、儒学的人通过辟召成为郡县属僚，并由此发展为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文章同时分析了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的夷化道路。陈迪宇《两大利益集团斗争夹缝中的东吴会稽士族》（《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着眼东吴时期大量进人政坛的会稽士族，认为他们是江东集团与淮泗集团竞争夹缝中的受害者，又受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政治地位不高。这种政治地位使会稽士族出现分化，也促使他们谋求摆脱这种状况。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从立嗣问题的原因及根源分析，考论立嗣及其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与斗争。林校生《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华侨大学学报》第3期）对司马越的幕佐做了细致分析，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他们为江左流寓政权准备了一个玄学化的领导核心。王永平《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史学月刊》第二期）分析司马氏灭蜀后，原蜀汉政权中的侨寓人士及其子孙，以及蜀地土著士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和表现。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土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结合出土墓志和文献的记载，考察东晋时期北方士族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认为高门士族和中下层士族与南方社会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使两者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刘敬刚、李天石《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淝水战后陈郡谢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分析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张承宗、苏利嫦《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对阳翟褚氏的发展作了叙述，并分析其家风特点。唐夑军《吴兴沈氏、雍州豪族的分合与刘宋政治》（《江海学刊》第3期）考察吴兴沈氏与雍州豪族的分合，认为这种分合深刻影响了沈氏家族在刘宋时期的进退荣枯。夏毅辉《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人政心态剖析》（《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从心态层面对南朝寒门和寒人进行了剖析，认为当时寒门从政后的作为与门阀观念依旧强大、寒人还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有关。
北朝时期的土族士人研究则有：王爱华《北魏后期南来吴裴与河东裴氏之比较》（《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仕宦和婚煤文化几方面对裴氏这两个不同的旁支做了比较。尹建东《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天津大学学报》第3期）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第1辑）对旧齐士人在周隋政权中的存在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也有文章对时跨南北朝的集团进行了研究。程有为《南北朝时期的淮汉蛮族》（《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不同时期的淮汉蛮族，并探讨其与当时政权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发展演变。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土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隋唐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游侠作为一个阶层虽已在东汉之后消失，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及国家权力衰微的形势又给游侠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豪族也多带有游侠习性。
其他方面。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曹操这一策略的优势及负面影响，认为该策略是曹操“人谋”的重要表现与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曹操的个人素质与曹操集团的综合实力。景蜀慧《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正始中夏候玄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在才性关系上他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
姚宏杰《关于道武帝早年身世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道武帝在亡国后并未离开过代北，所谓被虏至长安、流放蜀地、再返长安、经中山转回代北的经历并不可信。杨际平、李卿《李显甫集诸李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这一史事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李氏家族、宗族当时并未举族南迁，因此太和十年前不具备“唯立宗主督护”的必要前提，乡里机构仍正常运转，不应将李显甫之“宗主”与“宗主督护”相联系。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资料》）结合碑志与文献，关注北魏迁洛后鲜卑族上层的文化面貌。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与赵向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都将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后来国家的衰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李万生《论东魏北齐的积极进取——兼论东魏北齐历史的一种分期法》（《史学月刊》第1期）以乾明元年为界，将东魏北齐历史分为二期，此前侵梁夺地及欲在建康建立傀儡政权，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此后则为维持现状及衰亡时期。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结合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以及文献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安氏的有关情况，指出“关陇集团”之核心通过改变郡望、姓氏和在政治上加以优崇的方式来增加凝聚力，但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新鲜血液。刘国石《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北华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导致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人为因素与客观因素。
李传印《南朝的谱学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及《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史学月刊》第4期）分别论述了南北朝谱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特别说明了其与门阀政治的关系。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诸《高昌传》的部分记载作了分析和校正，认为高昌王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是华夏之邦即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二、经济
蒋福亚《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通过考察认为：曹魏时期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传人河西，至晋末战乱，大量中原人民又流人河西，加之前凉措施得当，既促进了河西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其社会经济主体由畜牧向农业演变。陈剑峰、陆建伟《六朝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其作用》（《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以人口集聚和农田水利建设为基线，考察了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农田水利建设所起的作用。乜小红《略论十六国以来高昌地区的丝织业》（《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以出土文书为重点，兼及吐鲁番同时期古墓葬出土的丝织物，探讨丝织业大发展的原因，从中揭示了特殊的时代机遇、蚕桑织造户的状况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赵向群、刘小平《经济环境与均田制的变化》以西北师大学报》第3期）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均田制的产生和变化，认为应将均田制置于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点上，通过对其管理功能的动态考察来揭示其实质。赵昭《关于均田制下中男受田问题的探讨》（《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将均田制下中男的受田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中男当户者授以半夫田，此制始于北魏；另一是中男十八岁以上亦依丁男给，始于唐。
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认为当时所谓的“地主庄园”只是一般的封建大地产，还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当时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尚不多见的原因在于还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王玲《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史》第4期）指出胡族内迁并与汉族杂居，使其逐渐从事农耕生产，分析胡族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掰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第1期）从气候原因分析农业生产的状况，认为当时的气候异常虽对农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但亦促进了传统农区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南方地区的开发，并认为气候异常带来的粮食歉收是当时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赵云旗《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安徽史学》第4期）主要论述了当时国家加强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及其对国家财政产生的效果。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运与管理》（《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介绍了这一时期漕渠的主要功用，认为当时漕运事业已初步形成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指出军事将领对湾运的巨大影响是此期管理的特点。任桂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制与三峡盐业综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三国及人晋后盐业专卖制得到恢复与实施，从而分析此时的井盐生产及管理归属，并进一步考察了东晋南北朝盐业管理体制的变迁。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第2期）分析该时期北方农业的形势，认为尽管当时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农业仍在向前发展，总体上是进大于退。张泽咸《略论汉魏北朝时期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2期）从海河平原这一具体的区域着手，分析当地农牧业生产从汉魏至北朝的发展。
三、军事
与军事有关的研究论文可谓不少，其中张金龙先生用力颇勤，写了一系列有关禁卫武官的文章，很有成书之势。
王涛《曹魏两种监军制度的本质特征》（《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提出曹魏时存在着两种调然不同却被前人忽视了的监军制度，一种是朝廷派出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力而不领兵的监军；第二种实质上是中央派出且督领地方军队的监军。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第4期）分析八王之乱中各势力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揭示西晋禁卫武官制度、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张鹤泉《东晋征讨都督探讨》（《史学集刊》第1期）探讨了东晋征讨都督的设置特点、权力，及其与将军、都督诸州军事之间的关系。他还对南朝的征讨都督进行了考察，见其《南朝征讨都督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朱子彦《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学术月刊》第8期）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张金龙《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东晋一朝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关系，从中可看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个侧面。
庞骏《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刘宋的东宫武官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从刘宋四帝对东宫武官制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分析这既是皇权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张金龙《南朝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求是学刊》第5期）、《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浙江学刊》第4期）八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以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从禁卫军权的角度对刘宋文帝、孝武帝朝的政治形势进行考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潜在关联性。王光照《陈宣帝太建北伐述论》（《安徽史学》第6期）对太建北伐事件进行探讨，认为其中包含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双重底蕴，并对其失败原因及其对南北统一历史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金龙《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文史哲》第4期）分析了南朝监局与领军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职权地位与变化。陶新华《关于魏晋南朝中护军、中领军主武官选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中护军在曹魏、西晋初主持武官选，而中领军主武官选只是中护军隶领军时的权宜之计；中护军只主中央武官选，不可笼统断言其主持所有的武官选，其与吏部间应有分工。
张金龙《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科辑刊》第6期）认为五燕的禁卫武官制度承袭十六国时期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仍以继承西晋制度为主。他的《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北魏建立之初确立的幢将郎卫制度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这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并进二步推论禁卫武官制度及其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民族研究》第4期）则利用金石资料考察了北魏前期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这篇文章可谓前一文的姊妹篇。张敏《十六国北魏军队冬装保障及其对战争之影响》（《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气候的角度分析军队冬装保障体制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重要性，同时认为该体制的完善与否与战争胜负之间存在联系。
四、社会 文化 思想
文化。王永平《孙吴时期江东之经学风尚考论》（《史学集刊》第4期）分析了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认为汉末流迁江东的侨寓学者所习为当时中原地区的主流学风，因此他们对江东学风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胡克森《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晋阳学刊》第6期）指出西晋建立国子学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随着土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它最终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王永平《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与《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讨》（《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从不同的个案人手，分析了士族与文化的关系，肯定了文化对土族的形成与延续具有重要作用。高贤栋《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了孝文帝时期 的礼制建设在政治、社会变革及学术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效。柏贵喜《从宗庙祭祖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从宗庙祭扫制度这一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 基本轨迹与特征，认为北朝礼制建设的复杂过程中充满了胡汉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祖就是一典型代表。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文史哲》第2期）认为，在魏晋之际新旧思潮的冲突中，思想主流一直以礼法为本的河北士人，永嘉乱时多留居北方，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北魏末年鲜卑一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仍占主导地位，正是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揭族首领尔朱荣的败亡。曹道衡《“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认为曾为南朝疆土的“河表七州”，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因此该地人魏后，虽其人土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但他们却将南朝学术带人北魏，极大推动了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社会。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考察指出，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所基的是道家之“达”，至两晋之 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金霞《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许昌学院学报》第6 期）分析巫风盛行的表现、巫的身份以及巫术的表现形态，认为当时巫术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一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揭示饮酒的实质随时代推移有所改变，即魏晋之交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以求名，东晋中后期以达生。严耀中《关于陈文帝祭“胡公”——陈朝帝室姓氏探讨》（《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陈文帝祭“胡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即在一个门阀势力在社会政治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时代里要巩固皇权，不得不比附一个家世渊源，以显示其门第之尊崇。
黄清敏《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广西社科》第1期）指出：当时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给当时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高贤栋《北朝豪族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变迁》（《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三长制括出了大量荫附人口，因此该制下的家庭规模比在宗主督护制下要小些，但两种制度下的家庭结构都表现为累世同居，三长制并没有触动豪族家庭成员与登记在册的奴婢。刘化慧《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汉末三国时期，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宗族已从组织退变成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随着宗族的瓦解，个体家庭作用上升。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揭示了东晋时期国婚的两次变化对门阀婚姻制的强烈冲击，说明门第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张白茹《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第l期）考察后认为，妇女在当时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对象，而她们又反之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对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培养有不可替代之功。
思想观念。胡秋银《汉魏士人隐逸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汉魏这一社会转型期，土人生存状态的变化以及隐逸观相应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不同时期士人的隐逸观。谭洁《魏晋时期的孝道观》（《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当时对孝的含义作了积极的再定义，对孝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追求、“孝”所发挥的社会效应也有独特的阐释。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土人的家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十六国战乱时期，士人们面对割据政权，家族观念更加强化，士人重家族而轻政权的心态，使得他们以家族利益为目的来面对社会。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设计及其实施方案》（《云南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及儒、释、道思想互相激荡的时代特色使社会伦理规范呈现出设计多元化。实施方案多样化的特征，它是以后思想界三教合流的先声，同时也为隋唐政治大一统及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料。杨映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贞节观》（《求索》第4期）分析认为当时的贞节观具有两面性特点——舆论上统治者对妇女贞节的强调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实际生活中，贞节观在一定程度。范围仍呈现出相对自由与松懈的状态。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及《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对当时的灾害、救灾理念及其与其他思想间的关系做了解说。
五、地理 考古 人物
地理。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第3期）对安西、敦煌交界处的芦草沟古绿洲北部残存的巴州古城进行考证，认为这就是魏晋时期在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县城。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六朝疆域的大致范围及疆域形势，分析了当时政区的建置概况及其特点。吴成国《论六朝时期夏口城市军事功能的提升》（《江汉论坛》第11期）分析六朝时期夏口这一城市在军事方面所具功能得以提升的三大表现。卢海鸣、朱明《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就六朝都城建康研究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进行探讨。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的关系、侨州郡县设立后的变化以及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的关系等几个问题做了分析。董瑞美《南朝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浅探》（《辽宁师大学报》第4期）用统计方法分析南朝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解释分布差异的原因，并对政治力量地域化进行简评。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认为，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胡宝国《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文史知识》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存在一个从“异物”向山水风光的转变，鉴于隋唐以后地理思想日益偏向实用，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的魏晋南北朝私撰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考古。走马楼简自出土至今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张荣强《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年常限”解》（《历史研究》第6期）分析认为，“常限”应作“一定标准”解，“年”应作“熟稳”解，“二年常限”实为官府根据当时普遍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而制定的一种按照二年一垦的标准收取官租的规定，在这一标准下，可以容纳诸如“火种田”、非“火种田”等不同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臧知非《三国吴简“旱田”“熟田”与四租征纳方式》（《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这两词是国家征收地租的专门用语：旱田是低产田，熟田是高产田；国家分别制定两种田的统一标准亩产量，确定两种统一的田租额，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王子今、马振智《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记》（《文博》第3期）分析吴简中有关烝姓的记载，推测其由来与下落。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第8期）指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摇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黎石生《长沙市走马楼出土“叛走”简探讨》（《考古》第5期）通过对“叛走”简的分析指出，吴国存在严重的人口叛逃 现象，尽管政权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但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因此孙吴后期该现象已成为危及政权稳定与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相关的文章还有贺双非、罗威的《从走马楼吴简看汉、吴户籍制度的异同》（《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5期）。
去年主要的考古发掘简报有《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第10期）以及《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前者已有一系列相应研究发表：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文物》第10期）、郑岩《北齐徐显秀墓墓主画像有关问题》（《文物》第10期）、罗世平《北齐新画风：参观太原徐显秀墓壁画随感》（《文物》第10期）。此外对云岗石窟的研究也有不少：张华《云岗石窟洞窟形制的特征与布局》（《东南文化》第7期）、王恒《云岗双窟研究》（《敦煌研究》第4期）、张华《云岗石窟窟顶雕饰图案》（《敦煌研究》第4期）、赵昆雨《云岗石窟造像服饰雕刻特征及其演变》（《文物世界》第5期）。
对具体器物的研究，涉及瓷器、瓦当、玉器、造像等。可参看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第1期），周玫《六朝青瓷中的丧葬礼俗》（《东南文化》第11期），李文《试论六朝时期的青瓷艺术》（《南方文物》第4期），唐根顺《刍议六朝瓷器发展之大势》（《东南文化》第11期），段少京《南朝纪年墓出土青瓷研究》（《南方文物》第4期），王雁卿、高峰《北魏平城瓦当考略》（《文物世界》第6期），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文博》第5期），罗宗真《魏晋南北朝出土玉器研究》（《东南文化》第2期）。另外还有对墓葬形制及墓志的研究，如杨映琳《南京出土的东晋温桥墓评析》（《广西社科》第5期）就从温桥墓志入手，分析其出身、起家与婚嫁。
人物。景蜀慧《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从学术史角度，分析王粲典定朝仪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追溯其家族的汉学背景，以阐明其所定制度的学术渊源。朱欢霞《谯周论——兼论西晋王朝对待蜀吴降士的态度》（《四川师大学报》第3期）尝试将造用生平行事与吴、蜀降士的际遇相结合，从蜀汉政权各区域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及蜀、晋两国治国政策之不同等角度，分析了滚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郭秀传《邓艾和平统一吴国战略对政局的影响》（《阴山学刊》第4期）分析了邓艾的战略思想，认为其思想被西晋文、武帝改造并实行，对晋统一吴国和社会稳定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高华平《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段业与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分析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张德寿《高闾民族观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6期）认为，高闾的民族观是以文化论民族及其政权的性质，即凡是在中原立国并行华夏先王之制的王朝即属正统，指出这种对五胡系列正统的承认，反映了北魏汉化发展、统治阶层胡汉间的结合以及汉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以上对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状况做了简要介绍与概括，其中文章收集难免不全，
分类也未必确切，只求通过介绍能使相关研究者对当年的研究情况有一大致了解，那么写作此文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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